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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孙绍振教授:从历史和世界视野看高考作文命题的理性思维走向

2018-09-05 作者: 孙绍振教授 来源 :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历史和世界视野看高考作文命题的理性思维走向

福建师范大学 孙绍振教授

从基础教育改革以来,每年语文高考一结束,作文题就成为媒体评论的热点。对一些明星、名人的采访,不可避免地流于浮泛,甚至误导。当然,对他们不必苛求。要求他们对中国考试历史、西方高校入学考试具备系统知识是不现实的。

二十年来,年年炒作,似乎成为常规,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细细研究一番,变化还是有的。在最初阶段,大约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评论集中在命题与主题的关系上。此前为主题性命题,主题由题目强制性规定。考生不敢越雷池一步,主体性完全被扼杀。改革的第二阶段,变成了非主题性命题。材料作文、话题作文应运而生,立意有了开放性,考生能否自主立意,立意之高下,成为关键。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命题指导思想的历史性突破。非主题性命题,并不绝对放任考生的自发性,而是在材料和话题中,隐含着价值观念、道德理念等的导向性。

十几年来,经历了曲折的实践,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以下三点上得到共识:

第一,开放性与导向性的统一;第二,命题的思维模式,大致由显性的或者是隐性的矛盾组成;第三,与之紧密联系的,是文体从着重抒情散文,向理性议论转化。

占据主流的命题,重在诱导考生在统一性的表面下揭示出相反的意蕴,从而进行具体分析。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仅单纯表现在文体上,更重要的是,显示了高校的选拔原则。高考不同于中学会考,中学会考只是检验其教学效果,而高考是按大学标准,选拔有思考潜力的学生。

这一点至为重要,至今在广大的中学老师中,尚未得到最自觉的认同。有一种与之并不完全符合的观念尚未得到澄清,那就是要贴近中学生活经验。这对于抒情叙事性散文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议论文,则不然,抒情是个别的、特殊经验性质的,而理性的议论,则是普遍的、超越个体经验的,建立在概括的、抽象的、想象的推理基础上的。

这并不神秘,数学方程式、万有引力、原子核结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高中生已经学习了的,都是超越直接感知经验的。理性就是从特殊向普遍的飞跃,从可直接感知的有限的经验,在想象中,向无限的、不可直接感知的存在的概括、推理。没有起码的抽象概括推理能力,就没有研究、创造的潜力。

这种选择准则是有历史经验的根据的。

我国的科举考试通常有“史论”,着重在历史的和政策的分析。清朝最后一次科举殿试第一场史论题目如下:1.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论;2.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在科举废除前后,民国初期学生的作文题目还大都是:理论类,杨朱人生观;说经类,郑伯克段于鄢论;论史类,论洪杨失败之原因,马谡战败街亭论;论事类,论吾国实业不发达之原因;等等。孤立起来看,这样的题目对于当代的高中生来说,实在有点难于上青天的感觉。但是,联系到当时单纯读经读史为纲的教育体制,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智性议论的选择还是世界高考命题的共同取向。

法国高考从拿破仑皇帝以来,二百年不变,以长达四小时的哲学考试一马当先,只有哲学考试合格了,才能获得参加高考的资格。2017年法国高中会考的作文题是“我有权做的一切是不是对的?”“理性能使一切变为理性的吗?”这样的题目,一度吓坏了某些国人。但是,考虑到法国中学分量很重的哲学课程,这样的思辨性论题就不足为奇了。反过来说,要法国中学生做中国式的史论,如论拿破仑滑铁卢之败,奥斯曼帝国之崩溃,可能就要抓瞎。前几年北京高考作文为“我有一双透明的翅膀”,这样的抒情性题目,就使得英国一位学者感到难得无从下笔。

美国是一个实用主义的国家,既没有中国这样漫长的历史,也没有法国、德国那样丰富的哲学传统,其高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就既没有哲学化,也没有历史化。ACT(American College Testing),比较有代表性的题目是“人工智能机器的广泛应用对人性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二者的评分标准都不约而同地强调分析(analyzing或者logicalanalysis)。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测试的是“学业能力倾向”。典型的做法是让考生阅读一篇文章,如:现代工业文明使得人们失去了黑夜,这不但对于人类的精神,而且对于动物的繁殖是有害的。俄罗斯高考作文命题的精神,同样是对高考生智性能力的考核:2017—2018年的命题是五个大方向:1.信念和变化;2.漠不关心和感同身受(同情心);3.目标和方法;4.勇敢和怯懦;5.人和社会。这五个是范围,第一个范围包括一个书单,共有三十本书。一般都是名著。从名著中选出一长段或几个长段。要求:1.发表意见;2.提出问题;3.展开问题;4.作者的观点;5.考生的观点;6.两个论据;7.总结。

各国的具体做法各有其民族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但是,旨在检测考生的思辨能力、分析能力,如美国人说明白了的“学业能力倾向”,是异曲同工的。

媒体炒作背离了世界性视野、历史的维度,很难对作文考题作出比较到位的评价。我国近年作文题的思辨倾向,逐渐向二元对立方向发展,其实隐含着历史的必然性。其特点是,题目提供显性的和隐性的矛盾,推动考生作正面反面的分析。

从这一点来说,2018年全国II卷完全沿袭了历史轨迹。

“二战”期间,为了加强对战机的防护,英美军方调查了作战后幸存飞机上弹痕的分布,决定哪里弹痕多就加强哪里。然而统计学家沃德力排众议,指出更应该注意弹痕少的部位,因为这些部位受到重创的战机,很难有机会返航,而这部分数据被忽略了。事实证明,沃德是正确的。

这是典型的二元对立的素材,把相反的两个方面摆在考生面前,一是弹痕多者,二是弹痕少者。前者更应该加强防护,不言而喻,而实践证明应是后者。矛盾转化的条件是,那些着弹多者,往往很难返航。隐性的事实,导致了统计假象。这个题目意在让考生拓展思维,在表面看来无可争议的现象背后,分析出潜在的矛盾和转化的条件来。事例是具体的、个别的,而题目考量的则是从个别拓展到普遍的规律。理性分析显然是主要的,想象性的抒情固然也不排除,但是,发挥不应该太多,以免造成喧宾夺主之感。这一点美国高考作文也有关照,主要论述旨在对论点的支持和说服力,至于文字上,诉诸情感(appeals to emotion),目的是加强表达力(to add power to the ideas expressed)。

从表面上看,全国II卷的考题似乎与法国、美国乃至我国的科举试题,在内涵上南辕北辙,但是,从思维方式来看,却息息相通,都建立在对立统一的思维模式的基础之上。法国的“我有权做的一切是不是对的?”蕴含的矛盾是权利与正确性的统一性中隐含着矛盾。“理性能使一切变为理性的吗?”潜在的矛盾是,理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化为非理性。美国的工业文明为人类把黑夜变为光明,表面看来应该是带来了幸福,但是,黑夜被消灭,也为人类和生物的生态带来了灾难。人工智能取代了繁重劳动,但是,也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丧失了人情。所有这一切在思维方式上和中国科举试题(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在对立而统一的思辨模式上是不约而同的。至于学生作文的“杨朱人生观论”中隐含的杨朱“为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篇》),在矛盾对立统一,要求作具体分析上,和美国作文要求分析的评分原则是息息相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上海卷在对立思维模式方面与法国、美国、中国古典命题可谓异曲同工。

生活中,人们不仅关注自身的需要,也时常渴望被他人需要,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这种“被需要”的心态普遍存在,对此你有怎样的认识?请写一篇文章,谈谈你的思考。

上海卷的自主命题向来保持稳定的水准,不过,2018年的命题,严格说来,比较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粗糙了一点。这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因为,我国的命题,主要是最好的命题,已经达到一个新的水准,带上了民族文化的新特点。

我指的是,我国是一个诗教传统很深的国家,最独特的表现,就是一度在科举考试中加入了诗歌。这在西方任何国家是不可思议的。这种重视审美教育的传统对以理性思维为主的高考作文命题长期带着某种抒情因子。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作文命题带着某种抒情的、感性的意味。

但是,过分着重于抒情与理性是矛盾的。在基础教育改革中,这种抒情性因理性的强势崛起而逐步受到抑制,经过二十年的曲折探索,新时代的命题,既没有停留在史论和策论的原点,也没有完全转向法国式的形而上的思维,其结果就构成了中国特有的以感性包装的理性思维的模式。与法国和美国的命题直接提供单纯的抽象的素材不同,我国的命题总是把议论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有时还是还原到生活的原生态,不惜将纷繁的感性展示在考生面前,让考生经受从感性直接进行抽象的挑战。

全国I卷作文题,让许多人出乎意外。其原因在于:第一,与前几年直接给出的二元对立模式不同,没有直接提供,也没有间接暗示隐含的对立面。第二,这几年作文题的历史走向是抽象度越来越高的议论。题目所含对立面很集中,很容易概括出论点形成主题,有了主题,平时积累的名人名言,立马就可能各就各位,对号入座,作些说明,作些分析,不难敷衍成篇。这对许多考生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而2018年的作文题,似乎并不容易迅速构成立意。因为题目所提供的素材纷繁,并不是单纯的二元对立,而是罗列、枚举,并无内在的逻辑联系。面对这样的题目,许多长于抒情叙事的考生,可能一下子有点发懵。

因为,题目提供的素材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繁多的。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天宫一号”首次太空授课,公路“村村通”接近完成,“精准扶贫”开始推动;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超全球平均水平;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要从这么纷繁的素材中形成统一的、单纯的主题,难度是显而易见的。在如此纷纭的现象面前要概括出单纯的题旨来,是有相当难度的。不是抓住任何一点随意发挥一些正能量的话语,就能达到题目暗示的深度。第三,只要仔细研究全部题干,好像凝聚点还是挺鲜明的。

首先,题目的焦点是2000年出生“世纪宝宝”一代到2018年长大成人。所说的正是考场里所有18岁的考生;用一句套话说,这样的命题是很贴近考生生活的。其次,以书信形式作文,写给下一代18岁青年。文体已经规定。再次,主题实际上也已经有了宽松的规定:和祖国“一路同行、成长”,和“新时代一起追梦、圆梦”。关键词是“新时代”“追梦、圆梦”。抓住了这样的关键词,立意就不难了。适逢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的“新时代”,“世纪宝宝”,18岁的青春,机遇和机缘都是大好的,但是,如果光是满足于此,则可能一味抒情,流于表面,缺乏深度。最为关键的不是能写出文章,而在于写得有竞争力。

题目中的“使命和挑战”可以说是“题眼”。题目的亮点就在于不着痕迹地提示了二元对立,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又是历史的使命和挑战,这里就有许多可以深入思考的矛盾。新时代是美好的,责任又是重大的,幸运和严峻同在,这就需要理性地分析来弥补一味抒情的片面性。最后,在注意到理性分析的同时,题目还要求联想和思考,特别是想象(给2035年18岁的一代人阅读)。要写得有竞争力,出格的想象是不可或缺的。

18年后,物质文明的发达,国力强大,是不难想象的,如果要写得有竞争力,往精神面貌方面多加想象可能更好。应该注意的是,这里就自然而然地引出抒情、诗意,但是,不能太散漫,要集中在那时的18岁青年身上,不应该忘记的是,那时在场的考生已经是36岁的年纪了,对下一代人,如何回忆今天的考试,意味应该是很深长的。

普希金诗曰:那过去了的一切将成为亲切的怀恋。而今日的一代,对于未来的一切,应该成为更加欣慰的期待。诗意和哲理在这里可以达到高度统一。

欲深刻理解全国I卷的特点,孤立地看可能不够深入,对照其他各卷是必要的。全国III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特区口号,深圳,1981;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时评标题,浙江,2005;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新区标语,雄安,2017”。命意基本同于全国I卷。但是,感性素材比较单调,而且缺乏全国I卷那样的使命与挑战的凝聚的焦点,显得散漫。北京卷第一道作文题:“今天,众多2000年出生的同学走进高考考场。

18年过去了,祖国在不断发展,大家也成长为青年。请以‘新时代新青年——谈在祖国发展中成长’为题,写一篇议论文。”相比全国I卷,命意几乎相同,但是,比较单纯,而且明确规定写议论文。

但是其启发性、感性想象和形式方面显然不如全国I卷深远。命意雷同,水平不一,可以总结的是:一方面,时政关切度应该坚持;另一方面,关切不能生硬。它把主题都明确规定了,对于启发考生主体思维和情感的活跃,应该是比较弱的,严格地说,似乎有某种向主题性命题倒退的倾向。只要回顾一下晚清最后一次殿试的命题,也只是给定相互矛盾的材料,并没有给定标准答案。

北京卷第二道作文题:“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优美生态环境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请你展开想象,以‘绿水青山图’为题,写一篇记叙文,形象生动地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图景。”这一题的命意显然不在抽象议论,而在抒情。看来北京卷的命题者,对于高校选拔的理性思维准则还是有点动摇,有意为不善于思辨的学生留下发挥的余地。我想,这样的妥协,在日后应该日趋式微。

北京卷的小作文题(微写作)倒是很有创新性,让考生在《红楼梦》《呐喊》选一人物加以评论,或者对《边城》《老人与海》以排比比喻句,抒写从中获得的教益。这在加强经典名著的阅读方面应该是切实有效的举措。

有点令人意外的是浙江卷:“浙江大地,历史上孕育过务实、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思想,今天又形成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精神。在与时俱进的浙江文化滋养下,代代浙江人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浙江故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浙江传奇。作为浙江学子,站在人生新起点,你有怎样的体验和思考?”这显然是既可议论,又可抒情,两方面的空间似乎都很广阔,但是又好像并非如此,因为论点已经给规定了:“知行合一”“经世致用”“干在实处”“勇立潮头”“与时俱进”等,但是,似乎没有内在的对立和统一,就显得有些纷纭,缺乏立意的聚焦点,考生要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在短促的时限下,别无选择的就是取其一端,不顾其他。

不完整切题的现象普遍存在,必然迫使阅卷人士不得不作出妥协。

对于考生来说,最为艰难的是江苏卷:“花解语,鸟自鸣,生活中处处有语言。不同的语言打开不同的世界,音乐、雕塑、程序、基因……莫不如此。语言丰富生活,语言演绎生命,语言传承文明。”题目的思路是很开阔的,素材是很丰富的,题旨的导向是“语言丰富生活,演绎生命,传承文明”,如何把花、鸟、雕塑、基因等统一起来成为“生命”的载体已经很难,至于还要“传承文明”,题旨所要求的概括力,可能超越了绝大多数考生(甚至阅卷群体)的素养。同样要迫使阅卷组作出痛苦的妥协。

相比起来,天津卷就聪明得多:“生活中有不同的‘器’。器能盛纳万物,美的形制与好的内容相得益彰;器能助人成事,有利器方成匠心之作;有一种‘器’叫器量,兼容并包,彰显才识气度;有一种‘器’叫国之重器,肩负荣光,成就梦想……”这里提供的思维素材的丰富性可能不亚于江苏卷、浙江卷,但是,并不纷乱,因为有一个总括全体的焦点,那就是“器”。第一层次是,生活中的容器,是具体载体,与内容相对的;第二层次,把具体的器,抽象化为“器量”“气度”“国之重器”等,这就把物质的器提升为精神的器。当然,对于考生来说,能够系统抓住两个层次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不是责备求全,只要能抓住一个层次,也就能显示其潜在的思辨能量了。

孙绍振(1936-),祖籍福建长乐,先后就读于青浦朱家角珠溪一中心,青浦城厢二中心。1952年毕业于青浦初级中学,1960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北大任助教。由于“反右”时期坚持为“右派”辩护之旧帐,1961年被重新分配到福建华侨大学中文系。20世纪90年代先后在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美国南俄勒冈大学英文系讲学,香港岭南学院客座研究员并为翻译系讲课。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山海情》(合作),散文集《面对陌生人》,论文集《美的结构》、《孙绍振如是说》、《文学创作论》、《孙绍振幽默文集》(三卷)、《论变异》、《幽默五十法》、《美女危险论——孙绍振幽默散文选》等。《文学创作论》获福建省10年优秀成果奖、台湾祁枫文学奖、全国写作学会一等奖,《美的结构》获福建省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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