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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高考作文备考之材料作文“文品与人品”写作指导与范文讲评

2017-11-27 作者: 于守军 陈秋霞 来源 : 大鹏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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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高考作文备考之材料作文“文品与人品”写作指导与范文讲评

于守军 陈秋霞

原题再现

23.阅读下面的文字,根据要求作文。(60分)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性情褊急则为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应该是一致的。

金代元问好《论诗绝句》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有可能是背离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

要求:①题目自拟,观点自定。②明确文体,不得写成诗歌。③不得少于800字。④不得抄袭、套作。

材料解读

材料中有两处用典,“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最早见于西汉扬雄的《法言·问神》:“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扬雄是司马相如之后最著名的辞赋家,散文也有很大成就,他的思想对后世创作影响深远,无数文人墨客都将“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作为艺术创作和为人处世的准则。这也充实了现实主义流派的内涵,锻造着历代文人的高洁品格,杜甫、陆游、龚自珍等一大批诗人都以自身行为作了诠释。

晚清诗人、政治家黄遵宪(1848~1905)主张“我手写我口”,可以看作是对“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的演绎,当然,“言为心声、文如其人”是一种为人为文的要求和目标,在现实中因为个体的差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正如元好问所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元好问(1190~1257)是金末元初北方文坛盟主,也是杰出的文艺理论界,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颇有地位,提倡自然、真性情。

在上诗中,前两句引用的是扬雄语,但是提出光看文章并不能论断一个人的人格,后两句是举例论证,晋人潘岳(字安仁)写出具有高逸情操的《闲居赋》,哪知道他为了求官做,见到朝中重臣贾谧出门,竟然遥望路尘屈膝下跪。由此可见,有时候文并不如见人,一个人的人格怎样必定影响其作品的好坏。

这两个观点其实并非矛盾关系,而是从不同角度思考,最终都是倡导言行一致,保持高洁的品行和人格。这对当下也是一种强烈的关照,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具有积极的警示意义。

浙江新闻客户端曾经报道过不能让“雅好”变成“雅贿”和“雅腐”,一些艺术家、官员在某一领域确实造诣很高,但是人格低下、违纪违法,自身遭到唾弃不说,作品的艺术价值必然也受到影响。

如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挂着“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的头衔,曾获中国摄影界最高奖金像奖,作品多次举办展览并被收藏,但他的摄影器材都是商人赞助的,价值高达数百万,最终因贪腐落马,世人对其及其作品的评价也就可想而知。这是一道二元思辨类的材料作文题,要求谈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二元”,即“作品的格调趣味”和“作者的人品”,我们可将其简化为“作品与人品”。

两段材料引出的观点就是每段末“这意味着”后面的话。如果认为这两个观点“完全相反”则是错误的认识。“应该是一致的”,并不排斥“背离”的情形;“可能是背离的”也并不排斥“一致”的情形。只有在去掉“应该”“可能”这两个词之后,观点才“完全相反”,但去掉“应该”“可能”之后,就跌进了绝对化的陷阱,成为谬论。所以读题,思维一定要精细。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中的“此”,显然是指两段材料段末“这意味着”后面的话。这就对文章的立意作了具体而明确的规定。考生可在“应该是一致的”和“可能是背离的”两种观点中任选一种观点进行写作,也可以综合两种观点辩证分析。“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可以说对文体也作了规定,最适合写成论述类文体。

无论选择那种观点,对人品、文品的概念及其关系必须清晰,理性思维强。将两者的关系说清楚是关键。找到合适论据是文章有没有力度的重要基础,做到这点可能比较难。

写作指导

作为一道材料作文,如何快速准确地审清题意?这是我们指导学生考场应试的首要问题。笔者一般要求学生学会材料作文审题“四步走”。

第一步,提炼“话题”。材料作文审题时,最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最易断章取义。如本题,有些学生会只谈“人品”,甚至只谈性格的“褊急”(气量狭小,性情急躁)与“澄淡”(清淡高雅)等。应引导学生在审题时,提炼出“人品”与“文品”这两个关键词来。其中后者,可以说是采取“仿词”的方法来提炼的。抓住了这两个词来写,就保证了写作的大方向不错;

第二步,界定“话题”。考场作文都是“戴着镣铐跳舞”,材料作文更是。要准确把握题意,便要准确界定话题的内涵与外延。如“人品”,在本题里是什么意思?显然,在本题中它具有着特定的含义。我们从“褊急”“澄淡”“高雅”等词语上可以概括得出,它应该是指人的性格特征与情趣爱好,而不是寻常所谓的好坏善恶。再说“文品”,材料明确为“格调趣味”、“局促”、“悠远”,显然是从文章的审美风格而言的,与文章的档次高低关系不大;

第三步,注意“倾向”。现在的考场作文,常常有“题以载道”之特点,题目中往往蕴含着命题者的是非态度,限制了写作的方向。应该说今年的浙江卷在这方面还是较为开阔自由的,它只提供了“统一”与“相离”正反两种现象,这给写作者提供了自由选择的余地。要注意的是,这种选择其实既体现了写作者的态度,也体现了写作者思考的深度。一般的考生会二选其一,这不但是容易人云亦云,而且本身就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实际上“人品”是复杂的,“文品”也是多样的,这二者的关系不是可以简单判断的,所以应该辩证来看;

第四步,留心“要求”。一个完整的试题,除了“材料”还有“提示”和“注意”的相关要求,必须看清。本题虽在提出了“明确文体”这一看似宽泛的要求,但如果留心到“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写一篇文章阐明你的观点”这一写作提示,特别是“阐明”这个文体标示意味极强的词,其实我们可选的文体就很单一了——议论文。如果没有留心到此,文章写作就可能有问题。

学生问题

1.本材料要求围绕“文品”与“人品”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作分析,而有些同学的作文抛开这一点不谈,大谈“人品成就作品”“文艺创作有有'魂'”等等,导致偏题、离题。

2.论证时,所举事例与论点不符的情况俯拾皆是,致使论证不具备说服力。

3.层次不清,结构混乱,胡诌八扯的现象,在部分文章中很常见。

4.部分同学的作文书写潦草,随意勾画,让人一看就不想给分。

优秀题目

《文品不等于人品》《不以作品论人品》

《知文知字不知心》《以心画文,文如其人》

《辩证看待文品与人品》《文辞多变,心性难辨》

《言未必为心声,文未必如其人》

精彩片段

1.张抗抗笔下的牡丹不屈从、不附就、不媚俗、不逢迎,你何曾看到张抗抗屈从、附就、媚俗、逢迎?舒婷笔下的木棉与橡树并肩而立,你何曾看过舒婷像凌霄花般攀援,像鸟儿一样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顾城曾用心里的纯银打成一把钥匙,可他却用手中的利斧杀死了曾经的爱人;海子曾说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可他缺自杀在冰冷的铁轨上。(周宁)

2.钟子期的高山流水不正是他高洁品性的印证吗?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自由天壤云泥之别。高尚的品行自能通过笔下文章来彰显,庸俗之人又岂可语于君子?又怎会以文托高雅之志?

诚然,范仲淹借岳阳楼以宣寄情志,赞赏巴陵胜状;欧阳修流连于醉翁亭,醉后著文以抒怀;陶渊明采菊东篱,倚窗寄傲,以“五柳”自居。他们哪个不是言其心声呢?(牛颖)

3.人世间百态如烟火,在笔尖的辛勤耕耘下跃然纸上,有眼前的苟且,亦有诗和远方。在文字和心灵的碰撞下,一篇篇文章诞生了。言为心声,多少失意志士吐出豪言壮语;文如其人,多少文人雅士寄托胸怀抱负。(庞有玉)

4.试想一下,一个人每天说着违心的话,用华丽的辞藻来掩饰内心的荒芜,说着失真的话语,作者与人品背离的文章,又何尝不是一种煎熬?人生在世,生且不易,如若再说着违心的话语,又何来人生的花团锦簇、姹紫嫣红?(王美凤)

5.诗如其人。只有杜甫那忧国忧民的人品,才能写出“叹息肠内热,穷年忧黎元”的忧伤;只有陶潜那恬淡的性子,才能写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只有苏轼那乐观的品性,才能写出“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从诗词文赋中,我们不就可以看出作者的人品吗?(庞洁)

学生范文:言未必为心声,文未必如其人

郝徳然

古人说“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元好问说“心画心声总失真”。我认为,言未必为心声,文未必如其人。

作品是一平面镜,反映作者的人品。

“文学是行动的镜子”的确如此,文字作品是我们了解作者内心世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好接济他人的金庸,其笔下的令狐冲就多行侠仗义;豪爽大方的古龙,其笔下的陆小凤就豪气冲天;喜欢批判现实的托尔斯泰,其笔下的人物就尽显世俗的丑态。人物不同,人品不同,作品亦不同。

这正如,“仰天大笑出门去”的李白,写不了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的凄清惆怅;“大江东去,浪淘尽”的苏轼,写不了柳永“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哀婉缠绵;“把栏杆拍遍”的稼轩,写不了陶渊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恬淡闲适。所以,作品是一面平面镜,言为心声,文如其人,直接反映作者的人品。

可是,有时作品又是一面哈哈镜,并不能完全反映作者的人品。

唐伯虎一生风流潇洒,被称为“风流才子”,但观其作品,你根本无法从中体会到丝毫的快乐,你看到的只有满腹的愁怨与牢骚。号召清正廉洁的培根,书中写尽了对贪腐的预防机制,可是,他却因贪污腐败而被捕入狱。这又怎能说明言为心声,文如其人?

书法刚劲的蔡京,难道人品就一定耿直?要求开明社会的卢梭,难道为人就一定开明?面朝大海的海子,难道人品就一定开朗?

作品与人品并不一定挂钩,言未必为心声,文未必如其人。生活总是掺杂光明和黑暗,光明不一定就绝对是好的,黑暗也未必就不好。外表邪恶的狼可能是生态系统的保护者,,只吃草的小羊也可能是生态系统的破坏者。作品和人品的关系亦是如此。

作品即人品

李金玲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在历史的滚滚红尘中,这句话是无数文人志士的写照,他们超然于灯红酒绿的名利场,一如出生时的勇猛和无邪,向我们生动地展示了“作品即人品”,于世间之雨落风惊中静水流深。

作品恬淡,人品泰然。

杜牧走入江南,着一袭青衣飘过江南的烟雨楼台,享用一份心的静谧。心无旁骛,静如止水。其作品也因其寡欲而塑造出一个孤寂灵秀的诗魂。于是叹道:“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纳兰性德,厌恶官场的尔虞我诈,无心功名利禄,只盼寄情于诗词歌赋之中,于是写出“颜昨非,才华尚浅,因何福薄”“被酒莫惊春睡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知道是寻常”。纳兰公子的超然成就了一位以哀婉清丽的诗词行走于世间的男子,其作品也因其不慕媚俗的品格而愈发惹人钟爱。

作品博大,人品宽厚。

苏轼被贬杭州,他却以一颗宽厚之心容忍,对此不以为意,照样为百姓做实事。他疏通西湖、修筑“苏堤”,勤政爱民,体恤百姓。而他的作品“菰蒲无边水茫茫,荷花夜开风露香”,正流露出他以淡然的态度处在被贬之地,却激起了对西湖美景的热爱。还有林则徐,被贬伊犁仍不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忠心,将他作品中的主张用实际行动展现给世人,使得伊犁从此多了一条造福世代的灵渠。

作品坚定,人品忠诚。

林清玄曾说:“人应站在传统上,内心才会深刻。”而他也始终坚守着一颗敬畏传统的心进行创造。面对都市病态的浮躁,林清玄先生坚守本心,让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所阐述的佛教与禅道中,体会出无尽的哲理。巴尔扎克痛斥资本主义的丑陋,担起了重构人们失却的精神家园的任务。在《贝姨》中痛斥“有钱人从来不肯错过一个表现俗气的机会”。让观众不仅从他的作品中深刻的反省社会道德的缺失,而且也更加敬佩他坚定不移、敢为人先的人品。

世事如雪中观鹤,有清净,亦有混杂。这些作家,人品明亮,作品也不掺一丝杂质。如弘一大师一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天地间便盈满了纯净。作品即人品,不随波逐流,便可如一枝墨梅,静静地绽放于生命的绢帛之上。

知文知字不知心

张宏霞

人们常说:“见字如见人。”以此来推,也常认为一个人的作品能反映出他的人品。诚然,很多作品确实能看出些作者的性情,但就如元问好《论诗绝句》所言:“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了解一个人的作品,不见得就能了解一个人。

就如有些人信奉一个人的面相就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善恶,但有些时候却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作品同样会“知文知字不知心”,完成的作品是一回事,其人品又是一回事。谁都知道好的东西是什么,别人会赞赏的是什么,那么迎合着这些,创造出一些高雅脱俗的东西供人赞叹,自然也不是什么难事了。

表面上做的好又能怎样呢,反正别人也无法深入你内在看看你是否真的表里如一,自然表面一套,背地一套也不是不无可能的。人前怜悯众生,吃斋念佛,背后躲起来干尽丧尽天良的事,不是没有,且古今不乏。正如作者在文章里怎样歌颂真善美,他照样也可能做些假恶丑。当然,这都是坏例子,从另一方面讲,就算一个人的文笔激昂,言辞锋利,笔尖不留情面,也不能断定他就是个“愤青”。马庸伯曾说他的微信中,大部分人都展现出他们是有高级趣味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的人,但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却不到十分之一,好听的谁不会说?我们常见古代诗人在诗文里大发怀才不遇之感,那叫人一个感动啊,可他是否真有才华呢?谁又知道,这是他自己写的,总归是有人信了,那他没才华自然也是有了。

所谓“作品”,自然是一个人用心完成的,但这个“心”并非他的内心,他的人品,你不能讲人品好了,就能完成好的作品;人品差了,他的作品就是废品。这个“心”主要是精神贯注,确实有些性格在里头,但主观能动性的影响很大。

好比“断章取义”一样,仅从作品看人,可不是盲人摸象般,只取其一面或一部分吗?好比猪肉可以注水,作品也可以“注水”,看见作品的格调高,不见得其人格高,就算是奸臣同样也会在文章中大力捧皇帝,那就是真的忠心吗?作品不是扫描仪,扫不出一个人的内心。作品只是表面,是其外化,不是内在,更不是其本质。想以作品论人品,无疑是片面的。

让作品的格调趣味成为“明镜”

黄小郦

俗话说:“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在文化作品充斥着我们生活的社会中,我们应让作品的格调趣味成为一面“明镜”,让其与作者的人品保持一致,一以镜”为鉴,可知作者之人品。

所谓“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作品的格调趣味应当与作者的人品保持一致,如此,作者的精神思想、觉悟理念才能通过作品传递给人们,人们才更能理解作者的品行与内心。你看那向往朴实平淡生活的五柳先生,他的作品中可不是充满着“爱自由”的人生理念?你看那虽为贵族子弟却同情底层人民的大文豪泰戈尔,他的作品可不是散发着对受苦难的下层人民的怜爱与同情的光芒?你看那坚强不息的海伦.凯勒她的作品中可不是充满着不服输、坚毅顽强的品行?古往今来,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家们,用他的笔尖,创造出一个又一个折射他们人品的“镜子”让我们在这些“镜片”中感受他们人品的魅力。

可是,元问好却认为“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的确,艺术家笔下的高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作者的格调趣味有时会与作者的人品发生悖离。正如现在的一些“砖家”,自己的专业素质尚未过关,就大肆出书,以没有质量的作品来牟取利润,最终害人害己。能写出高雅作品的作家并非人品也是高雅的,但可以通过高雅脱俗的作品,慢慢培养出高雅脱俗的人品。这就要求作家们要让文学作品的格调趣味成为一面“明镜”,实现作品格调与作者的人品一致,实现自身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着深刻影响。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文化创造者更应自觉,努力实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人品一致,实现我国文化的繁荣、进步与洁净,进而带动自身品行的高雅脱俗,实现共同发展。到那时,我们的文化更加繁荣,我们的品行更加高雅,我们的国家也会更加文明和进步。

让作品的格调趣味成为作者人品的“明镜”,折射出作者的品行,照亮我们的文化生活。

佳作秀场:言自心,文成人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如其人。作者的性格特质乃至人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溶解在个人作品之中,性格褊急则为文局促,品性澄淡则下笔悠远。固然“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文品与文章有背离的可能,然也有边角可见其为人。

内在人品、精神形象与外化表现息息相关,即便达不到完全一致,也终有相应透射。美国史学界在研究二战时流行过一句话:一个性格温驯善良的男人,他做梦也不会把刀插进一个孕妇的肚中。同样,人的人品特质也是如此,倘若纯情温良,怎会行文浮躁局促;倘若个性褊急,又怎能完全定性行文呢?因而文章或多或少都会透露出作者的性格特质与人品,即“文如其人”。

人清,文明,此之谓“言为心声”。

内在人品特质是外化表现的最大操纵者,常有人说我心思细腻,因而行文结构缜密,文字灵动,大抵也出于此。

生命的经历塑造了性格与人品格局,而人品格局又框架了文章格局。“文革”之时参军的毕淑敏稚嫩而湿润,在悬崖峭壁上俯瞰时积蓄了对生命的珍重;在恶劣高原上庆生时体悟了青春的沉甸。“动辄行者无疆”,生命的沉重塑造了她清澈如水的医心,给予了她有条不紊的规章,历练了她苦口婆心的耐性。她下笔常常令人震颤,这般凝结于文章中的精神正是她性格特质与人品的外化啊!

“我不相信手上的掌纹,但我相信手掌加上手指的力量”,这是她对生命的坚定与执着;“气质是女人最好的化妆品”,这是她对个人修养的提炼升华。诸如此类的的撼人心灵之言比比皆是,正所谓“文如其人”,每一句哲言都以其情蕴哲思的细密针脚缝缀成其人品与性格特质。

文清,人明,此乃文字的反作用,即为“以文辅仁”。

文字以一种无形力量使人与之发生共鸣,即便个人品行与行文有轻微错位,人也会受文字陶冶,走向文中所向往追求的特质,从而完满自身,更使人与文相接近,共同走向美好一端。周国平曾言:“阅读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任何人都无法剥夺。”如此看来,文字所迸发的力量着实能深刻影响人,那么个人文章中所言之品性又何尝不会与人缓慢靠近呢?

文与人品相辅相成,共同致力于人与文的趋向完满。性格与人品并非瞬时性组构的,复杂的内在诚然与文章之内涵时而不对应。但必须承认一点:文如其人,言为心声。真正值得被亲手写下的文章不需要虚与委蛇般奉承,即便如此,也只表现出其为人的假意逢迎,也不失为显现人品的一种方式。由此也可见文与人的一致性。

文至清,人至明。“文如其人”既是必然,又为清正之人的终生追求。

一杯春醪寄余心

唐有刘白堕脱俗隐于市,善酿酒,饮之香美,经月不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但惧白堕春醪。”一杯春醪,寄着他一生的志趣,一生之作,亦携着你品性高低。

冯骥才曾道:“植物死了,将生命留在种子里;作家死了,将生命留在作品里。”“言为心声”,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的人品常有着高度的一致性,或无意的性格流露,或刻意的志节寄托,作品以其穿越时空的永恒与广远,承载着作者的追求与修养。

百家争鸣,各有其芳华。若你的歌声不现出你最独特的嗓音,盖只能湮没于喧嚣的人世。庄子汪洋恣肆,老子凝练沉稳,墨子严密周全,韩非子肃穆苛刻,则《庄子》抑或《道德经》,《墨子》抑或法家大集,无不承载着其独特见解、个性思考。台湾云门舞集享誉全球,其舞姿脱俗超凡摄人心魄,而其门下弟子亦无一不是高雅养性之性情中人。作者与作品如人与影,映照着彼此最真实的内心,而它只有你将最真实的生命投射,作品才能温润如玉,毫无杂质地现其熠熠光华。

人在成长,作品亦在成长,如影随形中,两者的生命都登上更高山巅。龙应台年轻时生活在唐朝,热情奔放,文字或“横眉冷对千夫指”,抑或“俯首甘为孺子牛”,都是其性情之真,与作品携手胁肩,向更深阔的远方迈进。俄国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人生起伏,其诗作亦从少女的幼稚转为熟女的沉稳。作者与作品如一对孪生胞弟,在时光的磨蚀下恣意成长,从一个方面,我们得以窥见另一方的性格。

而元好问曾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格调与其品性的背离,有时并不是性情相伴,或是作者在作狂野挣扎,或是反其道愈见其力。顾城的诗天真纯朴,他却亲手杀死妻子;凡·高的画绚丽奔放,他却癫狂割下左耳。我们能说他们的品性恶劣、思想卑劣吗?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在报之以歌后,内心的苦苦挣扎或蒙蔽我纯洁的心,而内心会在我手遗留中卓然于世。卢梭在《忏悔录》中极尽猥琐之能事,而谁又能否认他卓然脱俗的品性、高雅勇敢的追求呢?作品与人当面的背离,实则乃内心更坚定的追索啊!

当今社会人们热捧的“雅作”,却不知“雅作”之作者粗鄙无知,而耻于那些外表粗鄙之人,浑不知其作品华美天成、淳朴自然。悲哉!悲哉!而我坚信,那些枯灯夜雨下的荒江野老,剑指连营而无畏,笔削春秋而令乱臣贼子畏惧,定会与作品一同矗立于民族之巅。

一语天然万古新,繁华落尽见真淳,在这急景流年的时光里,哪一杯才是真正寄余心的春醪呢?

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古人云:“文如其人。”不错,阅读时总有此种体验:朗读唐诗宋词,体会到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国忧民;品读近现代文学作品,仿佛看见海子的不羁,林徽因的柔中带刚……文章与作者本人总是相似的,好像父母与孩子,血脉思维息息相通。

但,总有例外。

金人元好问就认为“文章宁复见为人”,作品有时甚至会背离人品,呈现出虚伪的作者,这又作何解呢?

实际上,这两种理论并不矛盾。性情确实影响文章,但影响的是“心文”。这种文章本就是作者抒发内心世界所作,字字皆关情。书写之时,作者力求将内心的所感所思用有限的文字极力展现,恨不得泣血成句。如此写成的文章,常常带着某种历史也抹不去的光辉。就好像《报任安书》,哪怕让一个早将司马迁的故事烂熟于心的人来阅读,心痛也是免不了的。

与之相对的是“用文”。这种文章总有某种实际用途。高尚但贫困的作家可能写下流作品换稿费糊口,小人则以修饰之文博取功名。这种文章,如何不背离作者人品?

两种文章鱼龙混杂,被蒙骗是免不了的,因此,我们才要赏之以文,考之以史。

“赏”,文章是“赏”的。我们阅读,便是在欣赏,欣赏文辞佳句,并试图从字里行间拼凑出作者的形象。但这形象也只作欣赏用,若拿来作严谨的论述,未免太过轻率。在未分清心文与用文之前,这个形象只是我们的美好期望,并非作者本身。此时,考之以史就是必要的了。史料中记载的作者生平、他人评价是比文章更直接的存在。就像一句打猎俗语所说:“熊大窝里怎样,才是怎样。”作者在生活中怎样,人品才怎样。

高尚的作者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心文中均是高尚的,此时考之以史能更深地剖析他的精神内涵,将他的文章与人品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有益无害的。而就算遇上用文,我们也能了解到个中缘由,作出客观的评价。伪造者在史料面前是无处遁形的,花言巧语的功名,骗得了一世,骗不了百世。

赏之以文,但文章并不是全部;考之以史,史文结合,作者的真实才清晰浮现。以如此客观之态度品读古今作品,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作者,获得超越区区一纸文字的精神体验。

且以作品论英雄

自孔孟以来,我们的阅读方式、欣赏模式大致便是“知人论世”。我们大多认定“文如其人”,这是有道理的,但并不全面。如是我言,逢文先勿论人品,且以作品论英雄。

我们很容易理解“言为心声”,也即作品反映其人品。所谓“郁结乎心而发乎声”,作品本身定然有着作者个人人品的渗透。引美学家蒋勋之言:“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句,我认为不是诗歌上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同样是一堆白骨,很多人走过去了,却没有看见”。试想,若是杜甫没有忧国忧民之心,又何来发自肺腑之言?伟大的心灵,投影在文学上,依然是伟大的作品,是高尚的品性。

然而这并不是说高尚作品背后一定是脱俗之人。我们从小读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读犹太人斤斤计较、视财如命的险恶心肠,末了明白人不能为金钱奴役,要追求人性上、人品上的美与良善——但事实上呢?莎士比亚成名后的岁月一直为钱财奔波。他敛钱如命,甚至发放高利贷敛资,更因一家人无法如期还清财物而气急败坏、对簿公堂。这时候我们再看元好问的“文章宁复见为人”,便显得格外讽刺而引人深思了:高雅的作品并不能看出写就它的笔杆人品如何。如此,你又怎能像孔夫子一样操琴无数、推演其人为文王;又怎能像孟夫子一样“知其人、论其世”呢?

既然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未必挂钩,那又何必纠结其人品如何?人类的文明本身就是宽容的,它看重作品本身。所谓“文以载道”,作品之“道”,为其根本。我们不妨说,如果一部作品传递了人品的真、善、美,读之令人动容、发人深省,那它就已经达到了“作品”所应达到的目的,至于作者本人如何——你无法从作品中推知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并不在对作品的考虑范围之内。作者或许依靠作品而不朽,但文学史最终告诉我们,它保存的,是“不朽的作品”,不是“不朽的文人”。

所以我认为,面对作品时,要且以作品论英雄。我们固然尊敬杜工部的情怀并愿意将其内化为修养,但我们也能从《威尼斯商人》中汲取正义忠诚的不竭力量。作者终将逝去,其人品也会销蚀不见;但一旦其作品高雅,便足以光照千古、惠泽古今。作为重,道为重,人品须臾如苍狗,应以作品论英雄!

殊途同归

青瓷缸中戎戎水影,养的是水仙清丽;污泥塘里深深沼洼,养的是白莲洁净。倘若人品是哺育艺术的土壤,为何白莲见不到泥土色,闻不见土壤气?性情急徐固然可从字里行间略窥几许,而人品一说,实难揣测。然而我们欣赏艺术,并非一定要读作者生年,只要骨子里渴望开出一朵好花。

“诗歌只与诗人有关的想法是反诗歌的。”马尔克斯如是说。尤其到了革命时,艺术的种子似乎满战场撒播。犹记得铿锵的《马赛曲》响彻巴黎,《自由引导人民》的画作擎起战旗,然而法国国歌作曲词者鲁热,不过是个上尉,甚至在战争的后程抵触革命,像个懦夫一样度完余生;画家德拉克洛瓦倒是“法国革命的种子”,自信勇敢,连素描的笔触都不愿收敛,作品的格调趣味惊人地一致,可性情人品确是云泥之别,可见艺术,从不是人品忠实的镜子。然而我想,作品之所以得以流传,必有其唯一的批判标准。肥沃的黑土,美丽的红壤乃至贫瘠的黄泥,因为一致的追求,都能生长出哺育人性的大麦、稻谷与青稞。

作品的格调趣味未必与人品一致,却一定与内心的追求吻合,国家危亡之时,懦夫鲁热的笔下也流淌出了“向前,向前,祖国的儿子!”这般的字眼,而在浩瀚的宇宙真理面前,好与人计较、抬杠的牛顿才俯首为真理海边拾贝的孩子;法律的殿堂前,口吃敏感的毛姆滔滔不绝,语带机锋;书法的恣意中,好顺手偷人字画的米芾潇洒挥毫,尽是大家之风。

因为追求了共同的自由、真理与美,作品才被称为艺术,而追求,从来不由人品决定,忠实于内心的艺术家当然可以字如其人,言为心声,而被生活的苟且压弯了腰,被人性的阴暗绊住了脚,依然追求着正直与光明,不正是艺术最强烈痛苦的诗意吗?

北大教授孔庆东近日发微博称莫言常说的家境没落、常日饥寒全是谎言,还附图一张,上头的小莫言穿着棉袄,虎头虎脑,很是可爱。所以我们该要求艺术家什么呢?村上春树说:“我们是一群日复一日真诚地制造虚构的人。”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人品很难达到一致,但我们可以在虚构中要求真诚,那是一颗热忱地为人类共同的光明挣扎的心。莫言的村庄充满了人性的残酷与温暖,既然有所收获,便不必苛责作者的童年是否充满谎言。诚如不必劝凡·高戒酒,让鲁迅戒烟,要知道他们都是脚踩在污泥之中,而把手伸向满天星辰的人啊!我们自己都是这般口是心非,便只顾欣赏艺术,何苦纠缠于多变的人品。

艺术家一生都在难以实现的格调与人品的一致中挣扎,而他们因为同样高尚的追求觅得一致的归途。

我虽然知道这条路难找也难走,但也愿南辕北辙。我希望有追求引路,让我的文字、我的人品携手并肩,一同前行。

那是不同人品,一致而永恒的归途。

文之常识

古语云:“易有三训,一训简易,二训变易,三训不易”,“易与天地准”,之于常识,不也是如此吗?我们生活在常识中,“春暖花开”、“秋高气爽”,我们不假思索地运用它们,是为简易;同一事物不同时刻有不同的表现,变化无穷,是为变易;常识由生活而来,经久适用,是为不易。故庄子云:“道在便溺”。因常识,于生活,我们泰然。

老子云:“大象若希”。正是由于常识之于我们太过习惯了,时常,我们会无所察觉,如同时空之于我们过于静止与绝对,在爱氏之前,我们被蒙骗了千万年。于是我们在恍然后明白,常识虽常,但亦要知之、行之、思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知之,并非仅仅为热则却衣寒则添衣的自然反射,而是对自然存在的用心观察。没有这用心,何来常识?没有常识,何以行之?不得而行之,必遭祸患。譬如之于人,了解交通拥挤之时间,于约会便不会误时;又譬如拿破仑不知俄国之地广与冬天之寒冷,便因俄国坚壁清野而为滑铁卢之役埋下伏笔。

所以对于常识,要知之。

所谓的对常识的行之,不仅是于知之之后的体证,还是生活的必需,之所以要知且行,系因为知易而行难。行难,故特以行之。常识的知之,是困则眠、疲则休息,是诸葛顺势三分天下,是刘邦知楚强汉弱而强赴鸿门。对常识的行之,是顺应自然、顺时而动,故可避害趋利,所以才有一觉醒来的精神,才有汉朝天下。

所以对于常识,要行之。

至于对于常识的思之,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正因为常识之常,所以无形中被我们忽略、习惯,然世间万物莫不在变易中永恒,拘泥而行自己不适合,若死守既得,便永无进步可言。故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诏》曰:“作新民”;曾子曰:“君子无所不用其极”;因为对常识的思之,爱氏提出了相对论,玻尔提出了量子力学;之于历史的,不正是由于对意识形态的思之与变革,再知而行之,才有三十年改革开放而至于今日之中华崛起?

“易与天地准”,也正是凭借常识,凭借与常识同行,我们维系了一个旷古的文明,然而无论是生活还是发展,不知常识无语进步,不行常识无以趋利避患,不思常识却也无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于是,不妨化用子思的“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说,对于常识,我们要知之、行之、思之,由是,则有泰然的生活与不断的前进。

人品与文品

阅读时下一些名人的文章,又看相关的评论,突然想到人品和文品这个老话题。

影响文章好坏的因素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是那种把作者人格和文章本身联系起来的观点——人格决定文格。这没错。一个人,如果连做人都成问题,写出的文章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这是一条正确而又十分宽泛的标准,比如人品恶劣到什么程度才会影响文品;又比如作者如果有意识地掩盖人品缺陷,文章本身又很漂亮,别人怎么通过文字推断作者的人品等等。

(注意本文作者所谓的“人格”与浙江卷要求的“人品”内涵不一样)

其实,人品对文品的影响是隐蔽的,(这一判断,下午好)而不是像刀切豆腐一样,每一半都看得很清楚。鲁迅先生曾说:“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只看一篇文章,未必能看出什么。昭梿在《啸亭续录》中说:“王西庄未第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宅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宦后,秦诿楚谨(諈,原作有误,此特更正)多所乾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故所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前人在好多笔记中都引用了这个故事,如清人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卷下就有《王西庄自掩其贪》一段文字。王西庄就是王鸣盛,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号西沚居士,江苏太仓嘉定县人,生于康熙六十一年,卒于嘉庆二年,活了76岁。

关于王西庄,清代的陈康祺在其笔记中却大赞其涵养:“光禄王西庄先生鸣盛,家居时,有无赖子与人赌胜,醉骂王氏之门。门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无赖子酒醒,其母挈之诣先生家请罪。笑谢之曰:‘昨汝酒醉,我却不怪,但以后醉了,若骂他人,恐致获咎。’无赖子惶恐而归,戒酒终身,卒无事。先生涵养如此,宜其瞽目复明,年跻大耋也。”

(此二段,正反说明了人性的复杂性。)这段文字与昭梿记述王西庄之贪的文字,粗看也仅是视角不同,取材迥异,细思却觉得两段文字蕴藏的感情大异其趣,虽然是淡淡的、含而不露的。

看似矛盾的两件事,往往会和谐地统一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人的复杂性。王西庄如此,恐怕别人也脱不掉这一点。是用后者掩盖前者,还是以前者否定后者?都绝对用不着。古人曰:“黄金无足色,白璧有微瑕。”世上的人虽不能说肯定都有缺点,却可以说大部分有缺点。有些文章只提优点或者缺点,那是文章作者所为,与真切的实际是另一回事。因此,除了读一个人的全部文字外,还要尽可能多地读关于这个人的评介文字,几个方面综合看待,才接近一个真人。

点评:

本文在写法上,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作者观点的辩证性,他看出了人品的复杂性,不能简单地判断;二是,作者言之凿凿,他引用了两则资料来说明一个人可能会有绝然不同的两个方面的人性表现。前者,是中学生应该要学习的;后者,是中学生不能短时间内学到的。

我是个金庸迷。在金庸“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十四部煌煌巨著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亦狂亦痴、光彩照人的侠士形象。“如憝厚诚朴的郭靖,疏狂不羁的令狐冲、坦荡豪侠的萧峰,狂傲狷介的扬过,善良随和的张无忌,不通世故古道热肠段誉„,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风采,细思之又有个共同点:他们都很痴。郭靖痴于理法,令狐冲痴于意气,萧峰痴于侠义,扬过痴于情爱,张无忌痴于性情„,尤其是段誉,痴于文,熟读经书;痴于佛,精通梵典;更痴于情:无量山中,不辞叩首千遍,江湖路上,不辞追寻万里,终于在枯井底、污泥处修得正果,羸得美人归心”。

然而作者本人的亮相,其言其行,却是令老枭大失所望,倒不是李敖、余杰所痛斥的伪善。

就大的方面分,佛教可分为大小乘,大乘主张“苦海无边誓愿度”,绝对的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小乘信徒就自私些,当个自了汉、自修成佛就罢了。就小的方面分,佛教分为八大宗派,八大宗派又分许多小宗小门派,如禅宗,又有临济、沩仰、曹洞、云门、法眼、杨岐、黄龙诸宗。佛教本身也在不断改革、发展之中,其中许多思想并不一致,互相矛盾之处所在多有。“金庸拥有数亿资产,极少参与资助慈善和教育事业。却又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未必就是伪善。

金庸最的毛病,在于太圆太滑太善变太没有原则性,乡愿成性,与其作品中侠义人物反差之大,非夷所思(套用武侠小说语)!余杰在《金庸的伪善》中指出:“央视拍摄的《笑傲江湖》播放之后,观众骂声如潮,网络上将其形容为“瞎熬浆糊”。“金迷”们都想听听金庸本人的评说。那么,金庸说了些什么呢?一开始,他对央视的版本大加赞赏,公开表示“这是由我的小说拍成的电视连续剧中最成功的一部”、“拍得美伦美奂”。当该片收视不佳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央视的《对话》节目中,他回避直接评论片子的好坏,而是轻描淡写地说,剧组人员非常敬业、不打扑克云云。再后来,观众骂声不绝,金庸也开始进入其中,向记者表示:此前,自己基本上没有看过片子,后来才发现改编太过,已经失去了原著的本色。金大侠还真会紧跟形势,像变色龙一样让自己永远保持“正确”和“光荣”。”这还是小的呢。更过分的是,1999年10月间在杭州一个新闻研讨会上的谈话,他一反自己极力鼓吹的新闻理念,批驳西方和香港式的新闻自由,指出:“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与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不久他去台湾见陈水扁,记者追问杭州讲话一事,他又说:“台湾媒体也应该跟台湾国军学习,这是一致的”。这些话两边都讨好,未免太滑头也太变色龙了。我想,作为政论当手的金庸不会不知道,媒体、记者与军人责任与义务截然不同,没有可比性。新闻一旦导向,记者们一切行动听指挥,还能叫“新闻”和“记者”吗?金庸,在文化上,是可歌可泣、铁骨铮铮的大侠,在政治上,在现实中,却是个看风使舵、可怜可悲的“庸”人。

可见,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生产活动,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相对的,不能简单的划等号。钱钟书指出,象阮大铖阿附奸党,严嵩陷害忠良,可他们的诗作,或仿陶渊明,或自称“晚节冰霜”,文与人、言与行完全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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